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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三章 果实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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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崇祯五年的四月,文登的屯堡一批批在各地建立起来,星罗棋布的撒在登莱的广阔境域内。

    因为地契得来不正,加之其中有不少骨皮分离的田地,各地争地群殴事件每日都在发生。耿仲明的标营忙得团团转,只要有文登的人来报说哪里有闻香教,他们就急急赶去,抢完打完又去下一处。

    宁海州、莱阳、栖霞、蓬莱各处都有一个典型被弹压,登州兵变刚过不久,地方官对这群辽兵畏惧如虎,只看孙元化的下场就知道,乱兵还可能招安活命,地方官却没有活路。而且他们在登州久了,消息也很灵通,看耿仲明等人作为就是为抢地来的,而地是文登营的,也就是说耿仲明背后还有个更恐怖的陈新,他在登莱已经是比巡抚还强大的势力,这些地方官谁还敢去受理那些告状的人。

    宋闻贤的外务司草创,规模十分有限,但宋闻贤这几年也带了几个随从出来,他们与登莱地方上的官员打打交道还是会的,三月四月一圈拜访下来,该给的好处也给了地方官。各位父母官本来就不敢惹辽兵,现在又有了好处,对各类上门告状洗冤的一律压住。

    刘民有和陈新确定的方针是重点打击缙绅,族长则是无限期扣押,直到他服软为止。不服软的就一直以闻香教名义调查,对宗族中其他有地位者敲山震虎,达到事实消除族权的作用。

    不幸成为典型的几处地方遭到严厉打击,领头的缙绅和族长非死即抓。地方官不敢收押的,就由辽兵暂时羁押。罪名一律是勾结乱兵残余和闻香教结社。

    土民打不过这些辽兵,辽兵又不讲理,加上领头的都不在,民户如同一盘散沙。文登的屯堡乘机建屋占地,这些屯户全部都有刀枪,民户已经不是对手,只能任由他们站稳脚跟。

    接着就有些能言会道的人到各个村中招募屯户,凡是原来耕种他们土地的佃户一律吸收。仍种原地,屯堡中有耕牛分配使用,有统一组织的水利建设,十岁以上小孩可以在学堂识字,粮食买卖都由门市包下,保证足称。唯一多出来的负担,便是有什么兵役和两种劳役。兵役是要参加屯堡训练,也可能会调去打仗,劳役则是修葺水利和附近道路。

    相比起那些佃户原来的沉重负担来说,这些条件十分优厚,文登这几年发展很快,各种传说流传在各地。据说连新去的流民都能吃饱饭。这些土民中不少也有亲戚在文登,或是投奔过去的。各种口碑都很好,佃户以前受着几重剥削,一旦投入文登屯堡,那么就只承担固定粮税和那几样差役。而且兵役和修路都还有一些报酬,并不是白做。

    在利益面前。他们的敌意逐渐消除,除去少部分族中的死忠外,大部分佃户马上感恩戴德的加入了文登屯堡。而屯堡暂时让他们仍然居住在原来的村子,这是莫怀文特别要求的,就是要借这些人的嘴巴跟左邻右舍宣传屯堡的好处。

    生产资料和工具归属的变动,在迅速的改变着几处乡村的农村状况,原来宗族控制下的耕牛、耕地现在都能在屯堡取得,而且屯堡背后还有强大的军队。利益链条的改变正在割裂原来的宗族纽带。

    等到屯堡开始招募一批临时劳工修路的时候,开出了三钱银子一月的工钱,没有加入屯堡的普通民户踊跃报名。各地报上来的报告都很乐观,认为现在就算把那些族长放回来,这些民户也绝不会再跟着他们与文登屯堡群殴。

    这个结果让刘民有很满意,莫怀文的策略起到了很好的作用,威压之后才给甜头,既确立了文登营的强势地位,又在之后达到了缓和矛盾的目的。通过吸收佃户化解了对土地这个重要生产资料的矛盾,再通过提供劳动机会消除当地自耕农的戒备心理。唯一无法化解的,就是缙绅和那些土皇帝族长,因为文登抢去的利益都来自他们。

    这套方法在其他地方逐一推开,莫怀文也到了平度州,开始接受处理最麻烦的平度州。这里田地数量很大,整个平度州耕地两百三十多万亩,另外还有十万亩左右抛荒地,后来在康熙年间才重新耕种。

    文登营在攻克平度后抓了当地的吏目,将城中缙绅的土地改归文登营,这些大部分是熟田,其中投靠的不在少数,与登州佃户居多不太相同,这将是矛盾最激烈的地方。因为其中很多投靠的都是缙绅的亲朋故旧,实际上每年只交很少的挂靠费,其中又有骨皮分离或再另外招租的,情况比登州更加复杂。

    平度州前面设的屯堡大多是占据争议较少的地,如今开始要动那些敏感的优良地块了,莫怀文的策略便是绝不认挂靠,只认地契。实际在耕种的佃户,可以入屯堡。其他的一律收归文登屯户耕种。

    平度州还会有一轮激烈的斗争,莫怀文对此也早有预备,文登存储的武备源源不断往平度州运送,武装那些普通屯户。

    刘民有则留在了登州,改组钱庄和四海商行,陈新和他一起完善了一些细节,军队用退养金入股,但不能作为股东直接参与经营,军方的唯一股权代表是陈新,董渔可以在受委托时代理。

    商业资本一旦与军队利益结合,文登就不再是往封建土地化发展,会转而偏向工商业。提醒刘民有想出这个办法的,正是临清州的那位知州和判官。

    各地缙绅、官僚和牙行形成了一种天然的垄断,缙绅有出身和资本,牙行控制销路,而核心正是地方官僚权力,文登的工商要发展。就必须打破这种垄断,每夺取一片新的势力范围。都会为工商扩展出大笔的利润空间。

    以前的四海商社只归民政,与军队毫无瓜葛,现在则完全不同了。随着军队股份加入,四海商行与军人利益攸关,不必陈新野心膨胀,随着军队慢慢觉悟到其中的好处,他们就会主动向外扩张。

    陈新作为军方唯一股权代表,这是为了保持军队的单纯性。也是减少军方对民政的实际影响力,陈新依然是民政和军政的唯一接口。军方在四月开始做相关准备,军法中也加入相应处罚条款,原来的重罚中,增加了取消退养金和股权收益的部分。

    随着消息扩散,一些头脑灵活的军官已经发觉了其中的利益,各种说法在军中流传。文登高层的非军方人员陆续得到消息。这些人头脑更加灵活,四海商社去年已表现出了不错的盈利能力,他们也希望可以入股。两人不得不又将民政的人员纳入其中,民政人员没有退养金,按职级大小限额,自愿入股。

    总股本则预定为一百万两。军队的退养金目前只缴纳一年,还不足十万两,陈新代表中军部多预付两年金额,合计三十万两入股,后面每年再按当时总资产另外增资。原来的四海商社则以固定资产、渠道、现银和库存作价六十万入股。剩下二十万则包括其他非军方高层和民政,剩余部分暂时计在陈新个人头上。他将吸收其他有用的权势人物入股。

    刘民有不断细化股份公司的相关条款,没有将生产环节和钱庄纳入商社,希望通过把持上游和金融,对这个初生的股份公司有所控制。他和陈新都很清楚,资本天然便具有逐利性和扩张性,道德是根本没有的。和军队这样的暴力机器结合,很可能出现一个无法控制的怪兽,而一旦把这头怪兽放出,到底会发展成什么样,刘民有心中也一点没有底,所以他只能先把它定位在商业资本,把金融和生产留在了这个体系外。

    周来福是原来的商社总管,但现在模式的改变,以周来福的能力可能无法操控,特别是他性格太过温和。陈新和刘民有考虑再三,将王二丫调离烟厂,担任商社的副总管。

    陈新本人则忙着战后整训,各部都在总结登州和旅顺作战的经验,对训练大纲进行调整,新的武器需要测试,八磅炮需要在营级设立新的编制。随着三级动员体制设定,战兵需要加强外线机动力,专用辎重营需要扩大,并装备载重更大的马车,整个文登体系内,需要统一马车制式,做到军民共用,平日可以运送客货,一经动员立刻能转为军用。临时辎重营则需要搭建架子部队,其中的军官为常备,紧急动员民兵后要能立即出动,屯堡农兵体系也需要改进。而更主要的是,需要按总结出的经验,重新制定营级编制,让每个营和千总部都具有单独的作战能力,在指挥上会更加灵活。

    诸事繁杂,人人都有事情在忙,文登内部的机构和人事调整一时没有精力完成,而张大会在月底送来情报,文登的议功已经定下,收复金州的战功在大凌河惨败的背景下,被朝廷放大了效果,邸报上大肆进行了宣传,镇压孔有德和李九成的效果,则被弱化了,崇祯不希望一场内乱太过引人注目。

    陈新关心的,就是王廷试报上去议功的职位,王廷试在登州镇议设正兵一营,归登镇总兵直领,兵额五千,总兵不用说就是陈新;另设左右两协,左协驻金州,设副总兵一名,即朱国兵,左协辖奇兵、援兵、游兵各一营,奇兵营归朱国斌直领,游兵则单设一游击,用于往来救援,游击为郑三虎,援兵营的参将则是王廷试的人,陈新甚至没有去打听到底是谁。右协负责登莱防务,也设副总兵一名,辖奇兵、援兵、游兵各一营,副总兵卢传宗直领,驻扎镇城,文登援兵营参将代正刚驻扎文登,右协游兵营游击王长福驻扎平度州。加上即墨营还有一个守备,报的则是范守业。

    登州镇大多是陈新原文登所部,其他人也没有办法来争,包括山东那边的人马,没有一个拿得出手的战绩。他唯一就是担心朝廷又搞制衡那一套,否定几个职位,对他的布局多少会有影响。

    耿仲明所部没有改为奇兵营,而是继续作为标兵中营。吕直原本想单设一个奇兵营,归入监军管辖,但王廷试以耿部是戴罪立功,毕竟曾经在登州杀掠,一旦把耿仲明升职,朝中御史可能会再次爆发,王廷试和吕直都会很被动。

    所以吕直最后只得放弃这个打算,并且给耿仲明做了解释,让耿仲明不要多心。耿仲明其实是登州最尴尬的一个角色,他属于巡抚标营,顶头上司是王廷试,但他又是投靠的吕直,加上陈新这个事实上的老大,他必须在三人之间小心的走着钢丝,任何一方都不敢得罪。

    陈新叫他打哪里的闻香教,他就去打哪里,抢了东西回来分成四份,给三位大人各分一份,自己再留下一份,但陈新每次都没收,那一份就入了耿仲明的私人腰包。

    从待遇来说还是不错的,耿仲明在登州之乱中抢了个够,王秉忠那里还黑吃黑搞了一笔,他回到登州就给几个上官分润了不少。现在来看,至少留任原职是没有问题的。他自从见识了文登的战力后,觉得职位低一些更好,免得哪天被王廷试或吕直作为对抗陈新的砝码,那时候才有他苦的。心中完全没有其他想法,只盼着能安生的在登州混日子。

    好在现在三方都比较和谐,耿仲明不用在中间左右为难,陈新还让他准备在各地设卡收税,虽然他只是出兵守路,收钱的人不是他的,但陈新答应给他一份分成,看来会有一段好日子过。

    王廷试在左协留了一个援兵营参将,安插了一个自己人,他的巡抚标营分设三营,还有两营参将空缺,现在兵更少,原来的标营兵要么作乱,要么就被吕直捷足先登,收入了水营那边。王廷试只得从东江镇和其他镇打主意,中营的耿仲明摆明是吕直的人,他必须控制住另外两个营头,才有在登州的话语权。而吕直控制了水营和中营,也没有再争左右营。

    到了下旬,陈新依旧没有时间回去看他的儿子,赵香也不愿此时去一片废墟的登州,只让菊香过来照顾陈新起居。

    四月二十五日,朝廷的任命终于到达登州,王廷试所报升迁全部准许。陈新终于吞下了整个登州战役的最后一个战果,按照朝廷定制,实授的游击以上任命都需要到京师领取文牒告身和旗牌,并殿见皇帝。所以除了在前线的朱国斌和郑三虎,包括耿仲明这个戴罪的在内,都要到京师办理手续,即便陈新极不愿意,也只能跑这一趟。王廷试同样也要去京师,去吏部办理他自己的正式手续。

    接到任命后,为了减少京师之行的麻烦,陈新就通知莫怀文近期不要在平度州搞得太过激烈。四天后,他等到了从旅顺赶回的宋闻贤,陈新和王廷试商量后,决定这次走陆路去天津,这样速度更可控一些,随行的还有耿仲明、卢传宗、代征刚和王长福。一行人在三十名中军卫队护卫下,出发往京师而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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